有这么一位党的纪委书记，对腐败，他嫉恶如仇，敢于碰硬；对工作，他不知疲倦，敬业奉献；对生活，他安于清贫，自甘淡泊。
他把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倾注在党的反腐倡廉事业上；他把高尚的品格和情操，融合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塑造了可亲、可信、可敬的人民公仆形象。
他，就是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黄岩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李友星。
面对干扰和恐吓，李友星正气凛然：“怕死我就不当纪委书记！”
有人说，纪检干部就像“啄木鸟”，专门清除党的肌体内的“蛀虫”。李友星就是这样的“啄木鸟”，他说：“为了党的肌体健康，我甘当这样的‘啄木鸟’！”
１９９９年２月初，三门县组织销售赈灾福利彩票。曾遭受“９７·１１”号台风洗劫的三门人民，怀着对赈灾这一善举的深情，踊跃购买赈灾福利彩票。
然而热心的人们谁也没料到，他们的爱心被几个腐败分子无情践踏和出卖：四等奖标明为上海凤凰牌自行车，却是杂牌拼装车；六等奖标着是１００多元的“精美真皮皮带”，与地摊上十几元钱的仿皮皮带别无两样。随着彩票销售量增大，三门人民震怒了，强烈要求有关部门查清彩票奖品的真实价格。时任三门县纪委书记的李友星拍案而起：“在赈灾福利彩票上下手，天理不容，不查清无法向百姓交待！”他在县委的支持下，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对此事开展调查。
调查组从皮带的来源查起，首先挖出了与县民政局签订协议负责奖品组织工作的金某。之后又对其他奖品的来源进行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所谓的“精美真皮皮带”进货价实为１８元，仅４８元的不锈钢三层蒸锅作价１１０元，２００元左右的自行车作价３５０元——金某从中牟取暴利８０余万元。
李友星听取案情汇报后，凭着他多年的办案经验，意识到此案决非一般牟取暴利问题，背后必有权钱交易。他主持召开案情分析会，集思广益，最后把疑点定位在县民政局的几位负责人身上，特别是局长王某，副局长何某、谢某。
要查民政局领导，这在当时的三门是一大新闻：王某曾是当年老山、者阴山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师侦察科长，资历较深，居功自傲，在三门这块地盘上也算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另两名副局长也有一定的背景。要查他们搞不好会“打不到狐狸反惹得一身臊”。
是查还是不查？有人担心，有人观望，也有人施压设阻干扰。
军人出身的李友星不信邪，他坚定地对办案人员说：“查，不管他有多大的背景，有什么查什么，决不手软！”
县纪委对王某、何某、谢某分别实行了“两规”（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说明问题）。面对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三人虽然无法自圆其说，却仍旧态度强硬，调查进行得极其艰难。从外围调查掌握的情况表明，案发前王某已反复交代过何某、谢某，并订立攻守同盟，他们得知此案关键人物金某逃避在外地，因此三人咬住口径，死不认账。
在金某到案并突破其防线后，李友星指挥办案人员采取旁敲侧击、逐个击破的战术，瓦解其攻守同盟，在证据面前，这三人不得不低头交代犯罪事实。
突破口打开了，但来自上下左右的干扰和阻力也骤然增大，有说情的，有恶语中伤的，更有甚者，有人给李友星和办案人员打匿名威胁辱骂电话。
面对干扰和压力，李友星向县委作了汇报，并取得了县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他召集办案人员统一思想：“腐败分子的这些恶劣手段，说明他们黔驴技穷；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坚持三股劲，即对党和人民负责、敬业奉献的‘心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狠劲’，除恶务尽、锲而不舍的‘韧劲’，要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乘胜追击！”
在批捕王某、何某阶段，涉案的４人分别在不同地点同时翻供，形势一下子又变得严峻起来。李友星又率领调查人员再度出击，通过排查摸底，终于查明串供翻供的内幕，并处理了从中通融的个别干警。之后，李友星又及时找那些为王某、何某翻案而积极奔走的人谈话，特别是司法机关某些领导，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案情真是一波三折。王某等人受到党纪国法惩处后仍不死心，他们通过个人关系，向省高级法院、中央纪委及中央电视台申诉。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初，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记者来三门调查采访该案。主访者显然是看了王某等的申诉材料带着疑问而来的。一时间，小小的三门县城又舆论四起，各种说法随之而来。县纪委一些同志有些担心。李友星说：“怕什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查处王某等人的犯罪事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主动配合记者的调查采访。记者通过走访大量的当事人，翻阅案卷，观看谈话询问录音、录像，最后认为三门县纪委对此案发现及时，查处有力，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对于这个结论，李友星笑了。他说这在意料之中，如果当初不敢于碰硬，坚决及时地查处，现在恐怕这些贪官污吏还逍遥法外。
查处赈灾福利彩票案，使李友星深深感到，对腐败分子就要敢查处敢碰硬。而查处三门“雇人坐牢”案，更使他体会到办案的艰辛，同时也坚定了查处腐败决不手软的信心和决心。
１９９８年２月，三门县发生了一起惊动省委的典型的司法腐败案。该县私营企业女老板邵爱玉与杨某因建房发生纠纷，双方纠集人员大打出手，混战中杨某被邵爱玉的弟弟邵万月打成重伤，邵万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邵爱玉立即出马打通关节，导演了一出雇人代其弟坐牢的闹剧。
在县委的领导下，李友星率领专案组一班人经过艰辛的努力，历时一年零二个月，终于使这桩曲折离奇的“雇人坐牢”案水落石出，涉案的１４名公检法机关及其他党政部门干部受到严惩。
这起由多名政法干警、党政干部参与的案件，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在调查过程中，李友星和纪委班子成员冷静地分析了整个案情，决定采取“重点进攻”的战略，运用“层层剥笋”的战术，找准突破口进行攻击。
专案组从各种迹象分析，发现当事人邵爱玉与原县物价局副局长楼某关系特殊，在他的引路下，邵爱玉跑过１０多名有关部门领导及经办人员，说情送礼。为此，李友星决定以楼某为切入口，各个击破，查清内幕。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５日，李友星率办案人员赶到温岭市横峰镇，把在那里挂职锻炼的楼某带到椒江谈话。在审查楼某的过程中，李友星制定了“攻心”策略，谈话直指楼某的要害处，使楼某猝不及防。最后，楼某如实交代了在邵万月故意伤害案中的侦查、起诉、审判期间参与说情、送礼等事实。同时，收受邵爱玉钱财的少数政法机关办案人员也随之浮出水面。
初战告捷，迷雾拨开，专案组士气大振。这时，李友星在考虑如何扩大战果的问题。他向专案组部署：要查清全部事实，必须根据各人不同的特点，因人施策，分化瓦解。５月２９日，县纪委对县公安局原预审科长章某、预审科民警梅某实行调查。章、梅两人由于自身问题严重，畏惧暴露出来必然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同时他们有多年的公安工作经验，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于是就抱着背水一战、死守到底的心态。
狡兔三窟，不堵三洞它就不会束手就擒。办案人员避其锋芒，磨其意志，促其交代。李友星分别找章、梅二人谈话。针对他们不同的心理状况，他先指出其轻微的违纪事实，削其气势，然后刚柔相济，张弛相宜，逐步摧毁其心理防线，最终促使章某如实交代受贿２．２万元及与邵爱玉发生不正当关系等事实。梅某也交代了自己徇私枉法，接受邵爱玉宴请、娱乐等事实。
紧接着，李友星又指挥专案组抓住案件每个环节中的疑点，进行逐个排查过滤，刨根究底，相继查清了涉及此案的该县沙柳镇政法办副主任柯某，县检察院原法医梅某，县公安局预审科副科长王某，县法院民庭庭长叶某、刑庭庭长陈某等人的违纪事实，并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
同样，在查处黄岩区“１·１７”涉黑腐败案件中，时任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的李友星，以其嫉恶如仇的品格和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与办案人员一道，揭穿了一出“猫鼠同盟”的把戏，把政法干部队伍中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个别败类拉下马。
１９９０年以来，一个以陆俊鸿（绰号“和尚红”）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在黄岩为非作歹，称霸一方。该组织涉及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毁坏公私财物和涉嫌贷款诈骗、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违法犯罪案件１００余起，造成４人轻伤和几家银行、个人财产的重大损失，在黄岩引起公愤。
陆俊鸿之所以能在黄岩横行多年，群众反映主要原因是少数政法干部与他称兄道弟，为其撑腰，助纣为虐。尤其是在“打黑除恶”期间，公安机关几次集中力量抓捕他时，都被其先得到消息而溜之大吉。根据种种迹象和群众反映，公安内部肯定有人与他串通一气。黑社会不除，黄岩人民永无宁日。区委把彻底摧毁其“保护伞”的任务交给了纪委。
区纪委通过摸排，把疑点集中在原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长王海鹰身上。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４日，公安机关抓获了“和尚红”。正在办公室与办案人员分析案情的李友星猛拍一下座椅的扶手，大声说：“是时候了！”随即召集纪委班子研究，组建专案组，对王海鹰实施调查。
在审查谈话中，王海鹰轻描淡写地交代了参与赌博的事实，只字不提与“和尚红”的关系。
李友星认为要在王海鹰身上打开其与“和尚红”关系的缺口，必须抓住一二件要害的事实。专案组随即从“和尚红”口中获得线索：王海鹰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为其办人情案，收受其送的白金项链等物品。
得到这一口供后，专案组从追踪白金项链入手，撕开王海鹰的心理防线，先后从王的亲属处及某企业的保险箱里起出一大堆金银手饰。
在大量的赃物面前，王海鹰沉默不语了。
就在这一时刻，李友星认为，王海鹰的心理防线已开始崩溃，正处于想说又不想说的激烈思想斗争之中。他抓住这一时机又找王海鹰谈话，再次阐明政策，劝其争取主动，讲清问题。
当天深夜２时许，经过了长时期思想斗争的王海鹰抬起头对办案人员说：“讲，算了！”他竹筒倒豆般交代了收受“和尚红”和其他企业老板钱物，及利用权力影响由亲属办企业、投资娱乐业等非法获利２３万元的问题，同时还交代了为感谢原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黄岩公安分局局长郝志刚在职务提升上的关照，向其送钱送物的问题。
“１·１７”涉黑腐败案终于圆满地画上句号，郝志刚、王海鹰等７名涉案人员分别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起涉黑腐败案的查处，有力地维护了黄岩的社会稳定，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有人说，李友星有股犟脾气，只要是认准了的案子，不管案子多难，阻力多大，他都要“牛”到底，非彻底查清不可。他在办案中，经常接到恐吓电话或遭围攻；有人半夜到他家中敲门捣乱，破坏门锁；还有的公开叫嚣要把他“放倒”。对此，李友星嗤之以鼻，不去理会。他说：“如果有人要拚命，我也只好奉陪，怕死就不当纪委书记。”
有人称李友星是“玩命书记”，而李友星却说：“组织上给我这个职位，要干好就要拚命干，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
１９９６年５月底，临海市纪委查处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陈某经济案。在对其实施调查谈话时，总有人在盯梢、干扰。最后，专案组把陈某转移到仙居县皤滩乡的一个谈话点审查。在审查时，陈某很顽固，时而沉默不语，时而避重就轻讲点不着边际的问题，时而威胁办案人员。针对这个审查对象，时任临海市纪委副书记的李友星亲自出马，他不顾患感冒已有１０多天，驻到办案点与办案人员一起参与谈话。
一天下午，天气异常闷热。李友星坐在宿舍的床边打电话给临海市委领导汇报案情进展情况。说着说着，旁边的办案人员吴文桂见李友星脸色铁青，双唇发紫，握话筒的手也哆嗦不停，就问了一句：“李书记，你怎么了？”话音未落，只见李友星手中的话筒掉落在地，身体重重地仰倒在床上，不省人事。同志们急忙喊来当地乡卫生院医师进行急救，不见效果，连忙叫车把李友星送到台州医院抢救。医生诊断：是感冒加上过度劳累引发病毒性心肌炎。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
李友星在病床上昏迷了５天５夜。
他妻子史晋徽当时在临海中医院当内科医师，她最清楚丈夫的身体。她在李友星的病床边含着热泪向同志们诉说：十几天前友星就患感冒了，我劝他注意休息，他就是不听，说手中的一个大案正办在节骨眼上，能放得下手吗？那天他说要出差去，抬腿就走了。当时我真为他担心，他的血压和心脏都不好，这段时期加上感冒，人很虚弱。他原来在部队时是飞行员，身体很棒，这些年转业到地方干纪检工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在昏迷后的第六天凌晨，李友星终于醒来了。他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地方？”
正守在病床边的纪检干部姜小金、朱善林见李友星醒来了，兴奋异常，连忙答道：“这是在医院，你昏迷了５天５夜。”
一听说过了５天５夜，李友星挣扎着要起床，连声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案情有进展了吗？”
醒来后，李友星在病床上躺不住了，他把病房当办公室，听案情汇报，研究办案方法。等不到身体完全康复，他坚持提前出院了。
李友星玩命地工作，黄岩区纪委的干部们最清楚。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李友星从三门调任黄岩区委常委、纪委书记。他工作上的那股拚劲，始终不减。
今年３月份，在查处黄岩区上乡原乡长郑某经济案时，郑某很顽固，连续３天不吭一声。调查工作进入僵持阶段。得知这个情况后，李友星不顾近阶段血压偏高、身体虚弱，来到谈话点和办案同志一起分析案情。他决定自己亲自与郑某谈一次话。
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感到一阵目眩，只好坐回去顿了顿。大家劝他：“李书记，你歇着吧，还是我们去谈话。”
李友星摆摆手，说：“不，还是我去谈好。”
在两位同志一左一右的搀扶下，李友星走进了谈话室，靠在椅子上与郑某开始了谈话。他凭着１４年的办案经验，动之于情，晓之于理，明之于法，希望她能争取主动，早日把问题说清楚。
谈完话后，李友星已是极度的疲劳，靠在椅子上再也站不起来。在旁的三位同志上前把他架起来到休息室躺好。
在场的纪委一位女同志叶军伟看到李友星病成这个样子，眼泪不由地流下来。办案人员朱艳茹原来在部队医院是护士长，她拿出谈话点备用的血压计量了一下，当时李友星的血压是１０８／１６０，血压很高。她同时考虑到李友星的心脏问题，马上对同志们说：“快，把李书记送到医院去。”
在李友星与郑某谈话后，郑某有所触动。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交代了问题。她对办案的同志说：“我看到李书记脸色苍白地靠在椅子上，病成了这样还坚持来教育我、挽救我，我要是不说清问题，良心上过不去呀！”
就在李友星此次住院期间，他的妻子正在安徽老家，服侍因患癌症而住院动手术的老母亲。她在离开黄岩赴皖时就感觉丈夫这些天身体不对劲，下班后回家总是靠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在安徽那段时间里，她整天暗自流泪：这边老母亲患癌生死未卜，那边患病的丈夫无人照顾，两头牵挂，真是两难啊！在老母亲手术后稍为稳定时，她含泪告别病床上的老母亲，连夜赶回黄岩。一踏进家门，才知道丈夫又一次在医院抢救过。她望着丈夫苍白疲惫的脸色，放声大哭：“友星啊，做你这个纪委书记的妻子，我有多难，我真挺不住了！”
李友星心里一阵酸楚。但他还是坚定地握住妻子的手，为她擦掉眼泪，说：“委屈你了，组织上给我这个职位，要干好就得拚命干，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
对家庭，李友星欠得真是太多了。李友星是个孝子，父亲早年亡故，临海杜桥老家中８０多岁的老母亲也身患癌症。他从东北当兵转业回台州后，多想把老母亲接到身边服侍，颐养天年。但他由于先后在三门、黄岩等地工作，只好将老母亲托付给家住杜桥镇的姐姐照料。每年“四季八节”，他总想抽空回老家看看老母亲，但因工作太忙，办案紧张，总脱不开身。有时总算回家一趟，在老母亲面前问候了几句，一起吃过一餐饭，又要急着赶回去工作。对于每次的相聚和别离，老母亲也习惯了，她对儿子说：“友星，你是党的人，工作忙娘能理解你。”
他妻子是部队转业的北方人，是干部子女。她随李友星转业到台州工作后，也因工作忙及家务拖累，三次胃出血，还患心脏病、颈椎骨刺等疾病。每次发病住院，都是单位同事或邻居帮忙照料。对于这一切，妻子也习惯了。她说：“谁叫我嫁了个当纪委书记的丈夫，他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家庭，我也理解。”
提起家庭，李友星说心中存有一片愧疚，总感到欠老人、妻子、儿子的太多、太多。他感谢家人对他的理解与支持。他对人说：“我是农家子弟，走上领导岗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我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能报党恩。否则对不起党，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在亲情友情面前，李友星坚持原则和纪律，他说："查处腐败，得罪的是少数人，换取的却是民心。"
面对亲情和友情，李友星铁面无私，他以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以他秉公执纪、不徇私情的无私品格，顶得住说情风，挡得住说情人，坚持原则，刚正不阿。
在查处三门赈灾福利彩票案中，案件的关键人物是临海市礼星有限公司经理金某，他是临海杜桥镇人，与李友星是老乡。案发后金某外逃躲避，还托了许多人向李友星说情。李友星通过努力打通了他的电话，劝他回来投案自首，配合专案组把问题说清楚。金某在电话里说：“你是杜桥人，我也是杜桥人，我们是老乡，有话好说，就放过这件事不要再查下去了吧？”
李友星斩钉截铁地说：“放过这件事，别想！只要我当一天纪委书记，就要查你一天。”
李友星在三门县任职期间，由于三门地方小，人际关系复杂，纪委要查什么案子稍有风吹草动，说情者就变着法子找上门。在说情者队伍中，有党政机关干部、公检法机关干警、企业老板等各色各样的人物。李友星见怪不怪，一概拒绝，并对说情者进行批评教育，劝其不要干扰正常办案。为此，李友星得罪了一些人，也被相当一批人所误解，认为李友星无情无义，是根“木头”。
李友星听后，一脸正气地说：“查处腐败，得罪的是少数人，换取的却是民心！”
同样，在查处原县粮食局局长任某、建行行长陈某、供电局局长郭某、交通局局长赖某等有较大影响的案子中，他都把说情者挡之门外，不论说情者与自己是怎样的关系。同时，他还经常对办案的同志们说：“你们办案放开手脚，有人讲情我来顶。”
李友星１９６９年１５岁时就参军到东北，在部队一干就是２０年。因此，他有许多战友先后转业或退伍回台州工作。李友星在查办一个案子时，碰到的当事人或说情者有时就是自己昔日的战友。在战友与原则的天平上，他总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
１９９５年３月，时任临海市纪委副书记的李友星，查处临海公路管理所副所长关某利用审批客运线路承包权收受贿赂一案。关某转业前也在东北与李友星一个部队当兵，是战友。熟知这两人底细的一些人在旁看热闹：看你李友星怎么查自己的战友。但李友星却把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公事是公事，战友是战友，绝不含糊。他带领办案人员及时查清了关某的受贿事实，并严格按有关条例规定作出了党政纪处分决定。这下，那些看热闹的人也不得不佩服李友星的大公无私。
对台州电影院集体私分票款一案的查处，李友星又遇上了昔日的战友。
１９９４年３月至７月间，临海市文化局下属的台州电影院职工集体截留、私分影票款７２０００多元。临海市纪委对这一典型的私分公款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当时台州电影院领导班子中，有一个是李友星当年的战友。办案人员得知这一情况，犹豫了：查处李书记的战友，不知李书记是怎么想的？
李友星的一句话，打消了办案人员的顾虑：“查，不管是什么关系，坚决查清事实！”
而那位老战友，听到李友星这句话后，也不敢前来认战友说情，自觉地配合查案工作。最后，台州电影院的领导班子成员都受到了党政纪处分，私分的票款也追缴归公。
李友星除自己一家三口外，在杜桥老家还有兄弟姐妹。为了巩固“后方阵地”，不影响公正办案，他对亲属“约法三章”：一、不准利用我手中职权的影响经商办企业或干违法乱纪的事；二、不准向我打听案情或干预公务；三、不准收受别人钱物。
对于这“约法三章”，他的亲属们很理解，也很支持。他的妻子在家只做好“后勤工作”，关心丈夫身体，对工作上的事从不过问。李友星有兄弟姐妹６人，他曾向他们交代过：“我在外面当干部，要堂堂正正干事，你们找我办事，我还要向人家求情，这叫我怎么公正办案？”兄弟姐妹们也深知友星的脾气，从来不给他添麻烦。李友星调到黄岩区任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时，联系黄岩经济开发区建设和总投资７亿多元的“滨江世纪工程”建设。个别亲戚或朋友找到他，要求给有关部门单位打招呼揽些工程或安排工作，他都一概拒绝。他劝这些亲友，揽工程要通过正规渠道参与招投标，找工作要凭真才实学参加招聘。为此，李友星得罪了许多亲友，一些人说他不讲情面。而李友星却说：“讲原则肯定会得罪一些人，包括自己的亲友，但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准则。”
李友星常勉励自己：“要忠于职守，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自甘淡泊，努力当好一名可亲、可信、可敬的人民公仆。”
在同事和群众眼里，李友星是一位可亲、可信、可敬的人，这是他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塑造的人格魅力所在。在查处案件的战斗中，李友星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当办案遇到来自上下左右的干扰和阻力时，他总是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并鼓励大家鼓起信心和勇气，千方百计排除困难和阻力；当办案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他总是出现在谈话点，和同志们同吃同住，一起参与值班谈话，彻夜研究案情，寻找案件突破口；当办案有了新突破时，他及时勉励同志们再接再厉，乘胜追击，破获全案。在查处“雇人坐牢”案期间，他连续５天奔波于三门、椒江之间，自己身子累得跟散架似的，可是他发现有的同志太累了，就顶上去代班。
临海市人民法院纪检组长阎正峰原在临海市纪委工作过。他带着崇敬的口吻谈起李友星：“李书记与我们的关系，他既是领导又是朋友，既是同事又是兄长。他没有领导的架子，就像平常人一样。在办案时，他总是把问题考虑得周全再周全些，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使我们办案有方向，能及时查清案件。”
现任台州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卢如平曾与李友星共事过。他这样评价李友星：“他对同志亲如兄弟朋友，总是以兄长般宽阔的胸怀对待同事。同事有困难，他热心相助，同事有缺点错误，他全心全意帮助改正，他的人格魅力，永远影响着我们。”
李友星认为，纪检部门不能仅仅留给人们查案的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查处大要案来严肃纪律，警示、教育广大干部，保护更多的干部。
１９９９年，三门县纪委先后查处了两起机关干部借乔迁之机大肆收受礼金案。在对有关当事人作出党政纪处理的同时，李友星向县委建议，在全县机关干部中开展警示教育，通过开展治腐、治奢、治懒、治梗、治散的“五治”活动，加强了机关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狠刹了各种歪风邪气。
群众在向纪委的信访举报中，有一些属错告、诬告。对于个别人的蓄意诬告，李友星抓住不放，非要把事情搞明白不可，还无辜干部一个清白。
１９９８年２月三门县“两会”前夕，县领导与各部委局办相继收到一封匿名信，内称某干部贪污受贿和不惜用种种手段跑官要官，并对县有关领导进行人身攻击。社会上一时谣传四起，直接影响“两会”选举。李友星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发现信封上的笔迹与珠岙镇某领导何某的笔迹相似。他先后四次找何某谈话，做思想工作，何某死不认账。后通过笔迹鉴定，终于查清了何某等人诬陷诽谤的真相，予以了严惩，也治住了三门的诬告歪风。
临海市某信用社主任王某永远不会忘记，是李友星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办案精神，为他洗刷了不白之冤。１９９６年上半年，临海大田镇一企业老板反映王某有严重贪污受贿行为。有关领导指示临海市纪委对其夫妇采取“两规”。李友星一边按领导意图办事，一边组织纪检、检察人员展开深入细致的外围调查，查清了原来是该企业老板平时吃喝嫖赌，贷款到期不还，送礼给王某又被拒绝，于是采取诬告手段想整倒王某。真相大白后，李友星当即决定结束对其“两规”，并派人派车将其送回原单位，当众澄清了事实。
最让人们感动的是，受到李友星教育挽救，甚至处理过的一些人，也感激李友星。
那次李友星在仙居昏倒，在台州医院住院抢救期间，每天都有上百人来探望，院方只得采取劝阻措施。在这些人中，也有一些曾被李友星教育挽救和处理过的同志。他们含着泪站在监护中心门外向人诉说：“李书记是个好人，是个清官。”
李友星认为，纪检工作必须有服从中心的意识，改革越深入，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排除发展中各种阻力和干扰，确保政令畅通。他在三门、黄岩任职期间，针对某些部门和单位对企业乱收费的问题，建立了“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度，为企业减轻了负担。到黄岩后，他领导纪委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发展环境的督查力度，制订《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督察办法》，积极查处干扰、阻碍企业发展的投诉件，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企业的好评。
帮助困难群众，李友星也有一颗火热的心。在三门县，人们传颂着李友星资助一贫困学生考上重点大学的故事。
李友星作为县委领导联系小雄、沿赤两个乡镇。他每次下乡工作，总要到那些贫困户走走看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有一次，他来到小雄镇西岑村贫困户陈增业家看望。这户人家住的是破旧的茅棚，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地上泥泞不堪。陪同的镇干部介绍说，这家男女主人都患病，不能做重体力活。当听说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学校的尖子生，大儿子陈礼富在三门中学高三毕业即将考大学时，李友星安慰道：“你们家要脱贫致富，希望在两个儿子，一定要让他们考上大学。”说罢，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钱数也没数就交给陈增业，说这些钱给孩子读书用。
这以后，李友星每次下乡到小雄镇，都要到陈家坐坐，每次都拿出一些钱给陈家孩子上学用。陈礼富也很争气，１９９９年高考，他以全县应届生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李友星得知后，以县政府的名义发函给中国科大，商请学校给这位贫困生减免学杂费、申请助学金，同时除自己掏出工资积蓄外，还发动了纪委机关干部捐款，共计６０００多元，作为陈礼富入学的生活费。
李友星对贫困学生热心解囊相助，而自己却安于清贫。
他对待生活，无所奢求，调工资、分房子几次退让。他带着妻子、儿子在原地委宿舍大院里一间破旧的木结构房一住就是８年。他在１９９２年就是市管干部了，不少同时期的同事都已提升或有较好的归宿，有些同志劝他找领导要求解决住房或调整工作。对此，他总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该得到的不一定都要，不该得到的绝不伸手去捞，生活上能过得去就行了。”
李友星所谓的“过得去”，却是家中早年买的修理过多次的一台旧彩电和一台锈迹斑斑的旧冰箱，还有一对补了又补的人造革旧沙发。他常对人说，人生关键要坚持四条：在利益调整面前，做到不攀不比眼不红；在经济转轨时期，做到不捞不贪手不痒；在钱色利诱面前，做到不惑不迷心不动；在漫长的时间考验面前，做到不躁不怠志不移。
李友星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勉励自己和同事：“作为党的纪检干部，要忠于职守，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自甘淡泊，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努力当好一名可亲、可信、可敬的人民公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他的理想和信念，实践着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