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半了，太阳还高高的挂在西方那灰兰色的天幕上，不断的毫不吝啬地把热能喷向大地喷向人间。我扇着扇子，躺在丽水外甥送的竹木躺椅上，三十多年的汗渍把竹片染成暗红色，躺在上面似乎格外凉爽舒服。
“咚、咚、咚”四岁的孙女田田该回来了，我起来开了门，果然是她。
“爷爷你看，恁大的葡萄。”她把红色的塑料袋在我眼前晃动着，笑咪咪地说。
“谁买给你的？”我明知故问。
“姑妈。”她说着，把一串个头像乒乓球那么大的，黑里透红的葡萄拿出来，摘下一颗递给我。我接过来打算往嘴里塞，她很着急地大声嚷了起来：
“皮还没剥呢？大笨蛋。”我听从她的“教导”乖乖地剥了皮，塞到嘴里。个头太大不能囫囵吞枣，只好咀嚼起来。
“爷爷，葡萄酸不酸？”田田淘气地问。
“真酸哪！”我故意逗她。然而，不知怎么的，经她这么一问，竟咀嚼出一股辛酸苦涩的味道来，一段尘封的故事浮现在眼前。
一九五二年秋末，正是葡萄旺熟的时节。一天傍晚，太阳已掉到西山的树杈儿上，习习的山风有气没力地，驱赶太阳射下来的最后一股热气。土改工作小队的陈队长，慢吞吞的一步一点头地，登上去工作队员徐阿法家的石头岭。
徐阿法，比我大三岁，去年和我在青田中学读完初中第三册，就休学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培训班，结业后分到陈队长摩下。这时他正在吃晚饭，见队长来了，就放下碗筷出来迎接。陈队长走到屋墙外摆着的条石旁，伸手摸了一下条石：
“你这里太阳荫得早，条石不烫了，就在这里坐一下吧！”并示意阿法坐在他的旁边。陈队长解开手帕包，拿出两串绿宝石般的晶莹剔透的葡萄，递一串给阿法。
“哪里来的？”阿法明知故问，他知道村里唯我家有一株葡萄。
“民兵上午从‘秀才’家摘的，这葡萄可真甜呐。”陈队长回答，摘一粒放到嘴里。接着说：
“秀才（村人都这样叫我爸）的材料又退回来啦，说是条件够不上划地主。昨天乡里开会，中队长又批评我们，说我们思想保守、工作不力，至今还挖不出一个地主来。”陈队长觉得很委屈。
“条件是不足啊，他家共有水田45担（合9亩）自己耕种38担，没雇长工，只有7担出租。全家十口人，按人均最多只是村中的中上水平。而那座新屋，众所周知是用番邦银盖的，绝非剥削而来……”阿法书生气十足的这样想。
“你在想什么？”队长见状问。
“哦！我，这么说来，不挖出一个地主来是不行的。”阿法慌忙搪塞。
“岂止一个？按上面指标，岭头村至少得挖出三个地主。可是，你们岭头最大的‘财主’徐秀才，有水田45担，新旧房屋14间都不够条件，这三个地主到哪里挖去？……”陈队长显得有点为难，有点焦急，有点无奈，也有点牢骚。把葡萄一粒接一粒地往嘴里扔，又把葡萄皮狠狠地吐到路下的稻田里，吐得老远老远。
阿法不便说什么，就把视线遥指对面岭头垟中的那座盖着暗红色瓦片的大屋：正屋五间、两伙厢四间、再加两轩房共十一间。盖在那开阔的田垟中间，确实巍峨雄伟，十分显眼招风。那株全村唯一的大葡萄就栽在石首轩房外的空基上，紧倚轩房的葡萄架就有一层楼高，一间房大。看着看着，阿法发现有几个人爬上葡萄架，于是招呼陈队长说：
“陈队长，你看又有三个人爬上葡萄架了，我看‘主人’是不敢再管了。”
“他还敢管？能看清楚都是谁吗？”陈队长问。
“太远了，看不清。不过有一个好像是小孩子。”阿法不很肯定地说。
“那小孩一定是守钿儿。”陈队长武断地说。
“何以见得？”阿法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嘴馋贪吃呗。前天他爬不上架，就拿竹竿打，把葡萄打得稀巴烂，还抓一把叫我吃呢。”讲到这里，陈队长似乎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地问阿法：
“听说徐守钿这个打赌精，曾与秀才的前妻轧姘头，秀才忍无可忍才把前妻卖了？”
“听老人说过，确实如此。守钿也是旅法归侨，但他生性好赌蒙赌，就是守不住‘钿’和‘田’。秀才买了他几担水田，他就三年两头去‘找价’，为此两人曾打过官司。如今，你是知道的，他家几乎一贫如洗，常年去青田城里混迹，听说常常担水卖……”阿法老生常谈地说。可是，陈队长今天却从‘老生常谈’里听出一番新意来。他把“姘头”，“一贫如洗”，“担水客”，“卖田打官司”以及“摘葡萄”等个案都用“阶级斗争”这条主线贯穿起来，他几乎高兴得叫了起来：
“找到啦！我们找到啦！……”
“陈队长，你找到什么啦？”阿法不解地问。
“中队长不是叫我们发动群众，培养苦主吗？你看徐守钿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苦主吗！为卖田而胆敢和地主打官司，说明他‘苦大仇深’……，这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啊！”陈队长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略加思索后，他就作出今后的工作部署：
“阿法，从明天开始，我们大家分别下去进行暗察私访，全力培养苦主。”
陈队长，阜山人，而立之年，原来是位出色的小学教师，语文功底十分了得。如今他全身心投入土改工作，他对阶级斗争心领神会，很有一套。此时此刻，他觉得十分轻松和兴奋，对挖地主信心倍增。他怀着愉悦的心情；迎着飒飒的山风，踏着沉沉的夜色，听着秋虫的鸣叫，迈着八字步，一步一点头地往回走。只可惜，这时“月兔”尚未爬上东山，不然，吴刚或许会捧出桂花葡萄酒为他祝贺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罗挖掘，培养了七八个“苦大仇深”的苦主：有田地被霸占的；有树木被砍伐的；有耕牛被打伤的；有鸡鸭被打死的；更有小孩被地主狗吓病咬伤的，等等等等。这些“素材”经过陈队长生辉的妙笔加工润色，一个恶霸地主的狰狞面目描绘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第一次控诉斗争大会，在县政府批文尚未下达时，就提前开锣了。一个晨霜如雪的早上，我爸被剥去了破棉衣，五花大绑，提前押去会场“亮相”。他跪在四面无遮拦的露天台上，浑身哆嗦颤抖，幸好五花大绳绑得结实，不然，他那套如柴的瘦骨定将被抖散架了。斗争开始，四把锃亮的刺刀“护卫”着他。为鼓舞斗争气氛，陈队长亲自上台带领群众喊口号：
“打倒恶霸地主×××！”
苦主一个接一个上台控诉地主的罪行，其中和那株大葡萄树有关的有两起。大苦主徐守钿第二次上台控诉。他说：
“狼心狗肺的恶霸地主，故意栽了株葡萄，害得我的孩子嘴谗。去向他讨，地主不仅不给，反而放出大黄狗，咬伤了我女儿的腿，撕破了我女儿的裤……”
“你女儿几岁了？”后来文革中的“牛鬼蛇神”，当年的贫农民兵调皮地问。台下哄堂大笑，陈队长忙上台高喊：
“肃静！肃静！”
另一个上台控诉的，是一个个子矮矮瘦瘦的年轻人。他说：
“黑良心的地主，叫我大热天担葡萄到北山白岩换大米，却用掺了大量泥砂的米给我当工钱……。”
“天诛儿，做人要有良心，你换回的几斗大米直接拿回家里吃了，至今还没还……。”年轻人的母亲在台下，用北山腔当面训斥他的儿子。当然，训斥很快被陈队长制止了，可是，台下一片哗然，嘘声、笑声、议论声不断。连中队部下来监察的同志也笑弯了腰，搞得陈队长十分尴尬。
后来，新屋没收了，分给五户贫雇农。由于葡萄的所有权解决不了，就把它砍了。
说怪也真怪，自那株葡萄被消灭后，半个多世纪来。一个诺大的村子，六百多人口，竟没有人再种过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