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舒兰有一个叫潘金伟的男子，就因小学时挨了同学一记耳光， 10多年后，纠众寻仇，向自己的小学同学索要了2000元的补偿（7月17日《东亚经贸新闻》）。中国旧传统奉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叫潘金伟的男子，算不算“君子”呢？这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因为盛行复仇文化的传统，就特别容易造就这样的“君子”。
  
    去年6月的某一天，福建南安市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有个叫陈连河的21岁男子，闯进一所小学，用菜刀连伤两个教师，事后才知，就因为其中一个老师在他读小学时批评过他，他此恨一记就是6年，最后不惜以血雪恨（2006年7月19日《东南早报》）。若拿“有仇不报非君子”的传统标准来衡量，潘金伟、陈连河都该算君子。此外呢？如2001年制造了石家庄连续爆炸案，惨夺108条无辜生命的靳如超，据说，就出于复仇的动因；去年在陕西汉阴县一夜惨杀10人的邱兴华，据说，也是起因于复仇。几乎所有的流氓斗殴里，都可以找到复仇的影子。他们能不能也叫君子呢？这也会是个问题。如果说，他们可恶就可恶在滥杀无辜，那么，李逵劫法场，板斧一路砍过去，真正成了他刀下冤鬼的，大多是无辜的看客，却这并丝毫不影响李逵成为市井传诵的英雄。一切这样的“君子”，都在他们认为“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滋养他们的是一样的复仇文化。
  
    虽然中国有“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的古训，也有“为国忘私仇，千秋思廉蔺”的美谈；但真正的古代英雄，如荆轲、豫让、程婴，则无一不是以复仇留名青史的；世界的古代战事，也几乎都与复仇相关。读《一千零一夜》，读到“你若反目，我们也反目；你若践约，我们也践约；你若舍弃誓约，我们也奉陪着”，血脉总会贲张；更不用说听到“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呐喊，鲜血很难不沸腾。崇尚复仇，不仅是人的动物本能，更是古人崇尚正义的一种方式。在公正的法律与严格的执法出现之前，要让邪恶有所收敛，就只能比邪恶更邪恶。所谓“血以血偿，仇以仇报，恶以恶还”（英·骚塞语），成为中西通行的道德准则，自有它的历史合理性。
 
    人类步入法治社会的过程，就是宽恕不断取代仇恨的过程。即使号称“谁也不宽恕”的鲁迅，主张的也是“‘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里就包含着条件成熟，“‘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意思。当我们这个社会正将调解、仲裁与审判不断推向完善的时候，倡导宽容文化，推崇宽恕情怀，拒绝复仇文化的历史条件，正在成熟。听听东方的文化智慧：“以恨还恨，恨永远存在；以爱还恨，恨自然消失”（释迦牟尼语）；看看西人哲人的告诫：“报复无非说明一个人和他的仇敌一般见识，如果宽容不加计较，这就使他高于自己的对手”（英·培根语）。要彻底作别野蛮的复仇传统，既要用法律严惩一切违法的复仇行为，更要清除残暴的复仇文化。即使欣赏“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也不应忘了提示它的历史局限。要构建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就需要远离复仇，打造宽恕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