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政府改革成为世界性潮流新公共管理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各国形成的一股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
当时，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和政府内部危机的双重挑战。在外部环境方面，一是全球化在政府的快速反应、应变能力、创新能力和多元利益整合能力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信息被传统官僚机构垄断的局面，也为新公共管理趋向灵活、高效提供了技术支持；三是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之上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政治与行政分离和严密的层级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日益显示出与后工业社会的不相适应。
在西方国家政府内部，财政危机、政府机构日趋膨胀、官僚主义盛行、公共行政效率低下、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政府干预经济不力，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民意调查显示，1978年美国公民对其政府不信任的人数比例为58％，信任人数比例仅为34％；1979年英国公民对其政府管理满意的比例仅为35％，不满意的高达54％。这种不满情绪形成了推动政府改革的政治压力。为了应对挑战，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并迅速扩展到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改革潮流，新公共管理代表了世界公共行政管理与改革的新趋势。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十个内涵新公共管理的主要思想在于：强调职业化管理、市场导向和引入竞争机制；强调采用企业的管理方法；强调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或采用分权方式进行管理；强调顾客导向的行政风格，重视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改善与公众的关系。新公共管理代表着人们改善行政绩效，实现理想的政府治理的努力方向。
1992年，美国著名的进步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兼美国州长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戴维·奥斯本在与特德·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一书中，认为新公共管理模式有十个方面的内涵：（1）政府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2）重视授权而不是事必躬亲；（3）注重服务提供中引入竞争机制；（4）注重目标使命并简化繁杂的办事程序；（5）重产出而不是投入；（6）政府应具备“顾客意识”；（7）有收益而不浪费；（8）有预见性并重视预防而不是治疗；（9）重参与协作的分权模式而不是等级制的集权模式；（10）采用市场机制调节而不是仅靠行政指令控制。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1）扩大我国行政改革的视野。新公共管理将公共部门的管理主体扩大到政府以外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甚至私营部门，利用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和技术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进行改革，拓展了政府改革的思路。（2）利用市场力量改进政府管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通过国家控股和参股来实现，从而明确了“混合经济”在我国的合法地位，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取向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和方向是一致的。
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已开始通过再造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再造”工程的探索，力图扭转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下降的问题。（3）探索灵活高效的政府管理方式。我国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表明，应该打破阻碍行政效率的旧规章制度，简化手续，探索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模式，以提供优质便捷、灵活高效的服务。（4）探索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政府管理模式。简政放权是西方行政改革的共同选择。但由于我国的情况有一定的复杂性，既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及企业等社会组织积极性的弊端；也存在着权力过于分散、不利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监控或调控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因而，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科学的集权——分权模式。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是下放权力必须与明确责任联系起来，达到权力和责任平衡，使下级组织更清楚自己的目标和责任，能够使用决策权提高公共组织的应变能力。（5）探索我国的乡村治理的新途径。顺应民主治国的潮流，积极引导和大力推进基层自治。完善法律法规，界定村级自治的权限，规范基层自治中的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德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地方自治权包括地方短途公共交通、地方道路建设、水电及煤气供应、废水处理、城市建设规划，还包括学校、剧院、博物馆、医院、体育场所和公共游泳池的建造与维护，以及成人教育、青少年校外辅导等，德国的这些做法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供稿，执笔：冯显威）
（编辑：林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