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纠正错误的观点，消除不良倾向，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在认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时，之所以出现一些不良倾向，从认识上说，最根本的在于一些人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重要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强调事物是发展的，防止静止地和孤立地观察问题。客观地、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纠正错误的观点，消除不良的倾向，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了使人们对此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下面就一些热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以分析，以正视听。
1、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宣传，只讲“形势大好，不讲问题”固然不对，但“只讲问题，不讲形势大好”也是不对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历史上，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宣传曾经出现过只讲成绩、不讲问题的片面做法，“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度成了惯用语，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停滞时期，这类宣传不仅效果不彰，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质疑。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又产生了另一种倾向，不论什么事情，先讲问题和不利一面，如果不能在大好形势下挑出毛病，似乎就不够“客观”。过去只讲“形势大好，不讲问题”是一个极端，固然是不对的，但“只讲问题，不讲形势大好”当然也是不对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例如，今年7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我国GDP同比增长11.5％。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根据这个数据，有经济学者和分析家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赶超德国居世界第三位。这当然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利好消息竟被有些媒体处理成有“失控的趋势”，甚至说“全面通胀时代来临”。又例如，近年有不少人总是抱怨中国为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保代价，把GDP增长对提高综合国力、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贡献置之脑后，更有所谓“民间环保人士”搞了个“绿色GDP”，按此测算有的地区GDP为负增长。这正呼应了某些美国学者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真实增长率只有4.5％到6％，因为中国的统计并未把工业化发展带来生态破坏计算在内。这个绿色GDP是什么？它能代表生产力，能增加就业，创造财政收入和利润？众所周知，我国近年财政收入每年增加20％以上，是GDP的一倍。难道这不说明生产力的增长是真实可靠的吗？按他们的逻辑，原始社会的绿色GDP最多，因为生态保护得最好。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生产力的不断提高，GDP衡量的是生产力水平，这是世界公认的标准，而并未见谁用所谓“绿色GDP”来做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当然，发展生产要注意保护生态，不能以毁灭性的手段追求GDP，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把保护环境绝对化。中国所经历的是所有国家要达到经济成熟必经的过程。发展和增长，才是最“绿色”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DP没有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然落空。
我国外贸自1994年以来持续高速增长并连续保持了13年的贸易顺差。据报道，2007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实现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3％；顺差1125亿美元，同比增长84.3％。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由于持续的贸易增长与巨额顺差，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持续的升值压力。有些人看到这些问题，就主张要遏制外贸的增长，这也是夸大问题的反映。外贸的持续增长与顺差是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一种表现，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断获得发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效。外贸的增长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较高的贡献率，也是我国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国内外两种资源战略的实际成效，也体现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企业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认识我国外贸增长态势的关键概念之一是外贸依存度。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进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从近些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基本都在6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接近70％。有人认为这个比例过高了。能机械地判断这个比例高低吗？不能也不应该。外贸依存度提供了一个评价国民经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风险程度的参考指标，但它不是惟一的指标，就其本身的性质来看也不是一个静态的、孤立的指标。外贸依存度高低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以一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状况密切相关的。当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较为稳定时，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应该解读为我国对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源的最大限度利用，对国际交换中的经济利益的最大享有，不是风险，而是机遇。反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紧张时，哪怕只有20％至30％的对外依存度都可能危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安全。要辩证地认识外贸依存度，努力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不失时机地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在对待顺差问题时不能只看到问题的复杂就要遏制外贸上涨，正确态度是有效地削减顺差，努力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
2、简单地抛开历史规律，指责现实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于解决问题无补。
再拿环境保护来说，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条件，把利用和保护结合起来，达到完善是人类的理想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不付出一些发展的代价，人类应力所能及地减少这种代价，保持发展的持续性。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工业化，他们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西方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著名的十七、十八世纪的“雾伦敦”就是典型代表。直到上世纪初这顶帽子还戴得很牢。有些人去了欧美，回来说那儿的天最蓝、水最清。这也是事实。但从雾都茫茫达到今日水平，它们经历了几百年。北欧一些国家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完善，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过程的。美国、日本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过严重的生态问题。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在生产初级产品的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对环境的损害。但不经过这个阶段就直接走到高级阶段是不可能的。现在一些所谓专家提出这个不能搞，那个污染大，化工厂不要，连垃圾焚化炉也不环保，这怎么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难到回到工业化以前才算环保吗？
除环保问题外，其它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都只能减少损失，但不可能绕开，不可逾越。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必经的阶段。工业化使人类脱胎换骨，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这造成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在生产关系上，工业社会遵循的是市场法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问题更加复杂。最近，中国少数企业生产的劣质危险产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与美国企业100年前的行为并无多大的差别。在美国公司自己拥有值得保护的大部分知识产权之前，美国在许多年里也一直忽视许多国际知识产权协议。日本的不少公司的做法在上世纪与美国相像。由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带来的问题，不少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并不大。资本主义逃脱不了，社会主义也逃脱不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要走他们的老路，应吸取教训，尽力减少并避免损失，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快的发展，但也要看到，实现工业化资本主义用了三百年的时间，而我们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缩短发展时间是可以的，但有些规律、有些矛盾和问题是难以逾越的。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们还会关注一些与经济发展相伴生的问题，比如生态环境、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体制等等，我们要针对不同时期发生的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已积累了一定财富，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来用于社会保障，解决部分群体收入低的问题，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等才有可能。
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同阶段，任何政策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很多问题都是随着经济发展才慢慢出现，被人认识，引起重视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似乎动辄得咎，西方社会把破坏环境、劣质产品问题的罪名都扣到我们头上，这不但不公正，而且是别有用心。
简单地抛开历史规律，指责现实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于解决问题无补。很多西方国家已经是后工业化，大量矛盾在发展的过程都解决了，现在却要当“教师爷”。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西方国家不是没有出现过。在发展中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关键是我们应该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不要以现在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相比，而要看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是更有效，付出的代价是不是更小。
3、热衷于炒作西方学术新名词、新概念，搞洋教条行不通。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洋教条主义倾向，动辄就用西方的那一套理论框架、概念体系等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这里举两个常见的例子，略做分析。如看待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很多人简单套用国外的基尼系数来分析，得出我国两极分化严重的片面结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都以0.1％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有些人据此认为，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由此出现了各种看法，议论纷纷。对待这一问题，我的态度是:关注但不要惊慌。我赞同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切、理性分析和对策建议，但不赞同对这个问题简单和教条地套用西方的标准和模式，加以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社会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应当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和竞争的形成，养懒汉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平均主义制度被打破了；我们也要看到，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问题，党和政府并非听之任之，而是高度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国际上提出的基尼系数，我们既不要轻视它，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但也大可不必顶礼膜拜和迷信它。我不相信印度的基尼系数比中国小，但却从未听到西方国家说印度的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印度尚有3亿人属于最贫困的贱民，生活在饥饿之中。
国情不同，发展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同，你以为穷途末路，我却柳暗花明。比如，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一国通货膨胀的国际警戒线是4％。我国1994年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1.7％，当时就有不少人叫喊“中国经济要崩溃了”，结果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而且还继续发展。西方国家用他们的思维看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4、所谓“崩溃论”、“危机论”、“威胁论”等等，没有一个成真。
伴随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热点”和世界发展的“支撑点”，不少新版“中国威胁论”又纷纷出现。诸如“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文化威胁论”等。甚至最新流行的全球暖化议题也扯上了中国，罔顾发达国家应对温室效应负主要责任的事实，目前世界70％的温室气体是发达国家在消费过程中排放的，却宣扬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威胁着人类的未来。这显然违背历史，也不符合现实。再如所谓“中国能源威胁论”，宣扬的是中国是国际能源的“掠食者”，中国无限制的能源资源“胃口”是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且不论这种论调与事实根本不符，提出这种论调者可能忘记了，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造成中国承接了许多高能耗加工制造环节，从而减轻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能源供给压力。更不要说以世界平均水平衡量，我国的能源人均消费水平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更处于低水平。难道只许发达国家消费能源，13亿中国人民不能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质量？
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证明，虽然历经风险、挫折，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从未减弱，这不但让某些西方传媒跌破眼镜，就是所谓经济学大家也难以破解其中之谜。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魅力。什么“崩溃论”、“危机论”、“威胁论”等等，没有一个成真。中国的发展并未按西方舆论的逻辑演进。他们当然理解不了。这也是他们屡屡失算的要害。用西方眼睛看中国问题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中国犹如一艘劈波斩浪的巨舰，昂首前行，中国媒体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为中国的发展吹“进军号”，而决不能当“唱衰者”，一味放大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还自以为高明。这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