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援抗震救灾，眼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提倡节制行政开支、建设廉洁政府。笔者认为，在全社会倡行“节约”的当下，我们更有必要去研究一下节约的反义词———“浪费”，尤其需要重温“最大的浪费是管理的浪费”的命题。
所谓最大的浪费是管理的浪费，是从管理思想家和实践家吉尔布雷斯的思想中得到的启示。吉尔布雷斯认为，为提高工作效率，最为重要的是科学合理地设计工作的“动作”，因为在他看来，人类最大的浪费莫过于那种无效的、多余的、累赘的、重复的“动作”的浪费。那种所谓“无效的、多余的、累赘的、重复的动作”带来的浪费，直接体现为人力、物力、财力的低效和浪费。这种学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可以通过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来减少“管理的浪费”，节省行政开支。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国家作为公共权力，需要有它的物质附属物，而要维持这种物质附属物的自身运转，就需要从国民那里征税，以获得其维持经费。当然，现代国家及其政府与恩格斯所说的公共权力载体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当今社会，作为执掌社会公共权力的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尤其是需要通过税收机制，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建立社会保障政策等，以实现社会的二次分配，维系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所有的国民都能够各得其所、共生共存。因此，现在国民的税收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内涵和特征。
与此同时，政府在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其本身的运转当然也需要维持经费。而且，随着政府社会职能的日益扩大，政府的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呈扩大趋势，政府自身的维持经费也有不断增长的走向。
我把政府上述两个方面的开支分别称为政府的间接消费和直接消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部分称为政府的间接消费，维持政府自身运转的经费称之为直接消费。严格说来，无论是政府的直接消费还是间接消费，都存在一个节约和节制的问题，因为即使是“用之于民”的那种间接消费，同样存在着用得是否恰当、用得是否经济的问题。而通常所说的节制行政开支、建设廉洁政府，主要还是针对政府的直接消费而言———如何在不降低行政管理之要求、不影响行政管理之目标的前提下，控制和缩减政府的行政开支。
在倡导节约型社会、倡导节制行政开支方面，我们已经想到了很多也实践了很多，有些已经取得了成效。我们期待着更大的进展。而通过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来节制行政开支，仍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管理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而在我们的管理中，那种种结构性的、程序性的、技术性的管理问题所导致的如吉尔布雷斯所说的“无效的、多余的、累赘的、重复的动作”的浪费现象似乎并不鲜见。而这些“动作”的背后有着坚实的制度基础。也就是说，正是一以贯之的制度体系和管理传统，决定了很多“动作”尽管在很多人看来确实是“无效的、多余的、累赘的、重复的动作”，但很多人很多单位和组织还得照做不误，因而导致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以前有一则关于精简机构的幽默段子说，一日A见到了B，说“啊，多日不见，听说你们单位精简机构啦？”B就说，“可不是吗，我就被精简到精简机构办公室去了。”尽管这是一个幽默，或许也是一种调侃，但是也绝对不能认为类似这样的情况就纯属子虚乌有。事实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着许多惊人相似之处。
譬如说，通过召开会议的形式来号召精简会议、通过事先告知让做好充分准备以后进行检查评估、做一些明知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但还是要大张旗鼓地做的事情，如此等等，就是这种惊人相似之处。前不久参加了一个单位因上级要求而必须一级一级传达精神的重要会议。但听完传达很多人都说，这个会议的精神早已在报章及电视媒体中全文报道。很多与会者感叹：如果少一点这种一级一级传达精神的会议，那该节省多少电力以及人力、物力和财力啊！
但是不开这样的会议不行，因为这是制度体系使然，是制度安排你不得不做的“规定动作”。
在我们的各个层面各种性质的组织中，一些管理性的事项究竟应该由谁管、或者究竟不应该由谁管，似乎谁也不很清楚。于是，习惯性的规定和做法是叫做“重大问题经集体讨论”的制度。但是在笔者所进行的一些田野调查中，很多参与者表示究竟什么是“重大问题”事实上有把握的难度。于是，在一些组织单位中，什么样的重大问题、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进入班子集体讨论？还有，即使进入讨论了，又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作出决定或不作出决定，等等这样的一些带有实质性的管理技术问题，却始终没有规范和准则。于是就产生一些无谓议题、耗费了时间和精力、甚至还导致了决策失误或延误。这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浪费。
解决管理和制度的浪费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节制行政开支、建设廉洁政府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必要从科学执政的高度来探讨管理的成本和效益及其相互关系，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来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开支和行政成本并同时提高管理的效率的问题。（桑玉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