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在楚门，却很少在楚门老街上行走。那日，秋雨潇潇，在家休息。向晚，腹饥，想起久违了的楚门南大街路边摊上，那一碗鲜香的饺子，于是打把伞，独自走在雨雾中的楚门老街里。

　　老街湿漉，街面上行人寥寥，两旁古朴的店铺，局促而逼仄。滴答的檐水顺着凉棚滑落地面，溅起一溜水泡。凉棚下，瑟缩着一位身穿黄色反光衣的环卫女工，她斜戴着黄色大檐帽，手中握着扫把，一双球鞋，踩在泥水里，已经湿透。此时的她，微仰着脸，眼角微微上扬，一双金鱼般突出的圆眼无奈地望着灰暗如筛的天。待到近前，她把目光移向我，咧开嘴，露出上颚两颗宽大的门牙，对着我傻傻地笑。

　　我愕然。

　　“你到这里干什么？”她分明在对我说话。我一惊，心里有三秒钟的诧异，可我还是很快认出了她。她叫文青，是我老家隔一条小溪的邻居家女儿。细想来，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她了。

　　“我到这里买碗饺子吃”我连忙对她说。

　　“哦”她轻轻地回了我一字，然后便怔怔地望着我，继续傻傻地笑。

　　“你怎么在这里扫地？”我好奇地问。

　　“我扫南门，文彬扫西门。”她似乎答非所问，却似乎显得特别的兴奋。说罢，低头，那扫把在她的手中不停地晃动，双脚有意无意地踩着地上的一个个水泡，看得出在我面前，她是一脸的难为情。

　　我明白，她说的文彬，是她的亲弟弟，在我的记忆里，是个比她更傻样的男孩。

　　雨没有要歇下的意思，暮色早早地笼罩了小城，街上的灯火渐渐亮了。

　　我说：“文青，天色不早了，这雨也不会停，你还是早些回去吧。”

　　“我还有下面一点地方没扫。”她说。

　　“明天来扫吧。”我有点替她担心回家时，那乡间夜路的黑。

　　“不行的。”她摇着头说。

　　我不知道她说的不行的，是指上头的指责，还是她自己对于职业的坚守，但是，从她的脸上，我分明能看到她那份对于职守的认真。

　　我笑笑，和她告别，朝着我的饺子走去。

　　当我美美地享用着那一碗鲜香的饺子时，远处店面的霓虹灯下，一束晃动的反光，在我眼前跳动，特别刺眼。原来，雨中的文青，还在挥动着她的扫把，那反光的背影，瘦削却修长，黄色大檐帽下，一条马尾在肩头上左右跳动，朦胧中，竟然也曼妙优美。

　　我的心，仿佛被那一束反光刺着，隐隐地痛。

　　沉思中，我左手托腮，右手倒过一支筷子，蘸着碗里的饺子汤，在这狭小的饺子桌上，我写下文青和文彬的字样，许多关于他们兄妹俩的回忆，在这淫雨霏霏的傍晚记起。

　　文青和文彬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是老实得近乎木讷的农民，由于家里穷，娶不上好媳妇，年近三十，才有媒人替他介绍邻村一个有点傻样的老姑娘。成亲后，日子平淡如水。那女的虽然傻点，倒也不疯不癫，还会洗衣做饭，闲时也能帮着他干点农活。等第二年有了文青，家中添了喜气，小日子虽然艰难，倒也其乐融融。

　　一岁两岁，文青看不出什么异样，等到了三四岁时，文青的父亲发现了她的异常——不能完整地讲一句话，只能断断续续吐几个单词，智力明显与其他同龄孩子有差距。等再长大些，弊病便显而易见，她木讷，呆板，不识数，说话口齿不清。邻家小孩要么不愿与她玩，要么总欺负她。那些年，文青的父亲，也曾几番跋涉带她去大医院看过医生，医生说那是遗传，无法医治，时间一长，他便也无奈地接受了。

　　数学里有个计算法叫负负得正，可在遗传学上，负负得正的概率实在太少。

　　文青的父亲不懂这些，他寄希望于二胎。

　　二胎是个儿子。文青的父亲高兴，他请邻居老秀才给儿子起了大名，叫文彬，希望他将来文质彬彬。

　　其实文彬一出生就五官扭曲，没有寻常婴儿的可爱。待四五岁长大定型后，他的脸丑得就像一个捏得夸张的泥人，眼睛圆而凸，嘴唇宽而翘，整日里粘稠的口水，不停地从嘴里流落到胸前，脏兮兮的，而且还不会说话和走路。等后来有一天，终于会说会走了，他竟然像个蜘蛛人，双脚弓开，摇摇晃晃地迈着八字走，嘴里常常咿咿呀呀的，那话语，你不仔细听，实在难懂。

　　“这都是命啊！”

　　这是文青父亲，在面对现实的无奈和几近绝望时，常常发出的叹息。

　　文青母亲却似乎不在意这些，她就像老母鸡一样，护卫着一双儿女。平日嘴里也文青长文彬短的，毕竟自肉自疼。遇到有人嘲笑或欺负他们，她会拼了命地与人抗争。

　　文青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也曾送她去村里的小学上学，可没几天，她就被老师劝退。文彬却连教室的门都没进去过，所以，姐弟俩一字不识。

　　渐渐长大的姐弟俩，由于不能上学，便流浪在村里。文青安静些，有时也能帮父母干点农活。文彬却有些疯狂，他常常折一根竹子当马骑，“驾驾”地奔跑在村子里，东家的狗，西家的鸡，都会被他追得满天飞。老家是个大村子，有山有水，四季八节山野地头，都会有水果挂枝，这可乐坏了文彬，他也不问哪家哪户的，爬上树摘了就吃，好在村民都能体谅，不然，准打断他的腿。

　　在村里，文彬总体是吃亏的多。比他大的孩子总会欺负他，可比他小的孩子，却会反过来受他的欺负。每每学校放假，总有小孩在回家的路上，被他欺负得哭鼻子。那时，他却会仰起头，迈开他的八字腿，嘴里伊里哇啦，像个胜利者，露出得意的笑容。

　　所以，在老家，那些婆婆小媳妇，孩子不听话时，用来吓唬小孩时说得最多的话便是“还哭？！你看‘廿度’文彬来了。”孩子便会立马被吓住。

　　文青家和我家只有一溪相隔，文青她娘儿仨，便经常跨过小桥来我家串门，且每次总会在我们家吃饭时出现。我是非常讨厌他们的，因为看着他们站在面前，就没了食欲。母亲却总和他们拉家常，有时我们家做了面包馒头，母亲也总会递给他们一些。那时，文青娘便会千恩万谢地，拿着面包馒头，牵着儿女离去。

　　那些年大家都穷，文青和文彬虽然苦些，可有父母在，也不见得特别伤心，跌跌撞撞中，他们渐渐长大，长大后的他们，依然无所事事。

　　转眼到了婚嫁的年龄。文青还好，女孩子不愁嫁，二十刚出头，便被山里的一个大龄男要了去，只是听说，他常遭那男的打骂。遗憾的是，她生的儿子也呆头呆脑，三四岁了还只能说些简单的单词。

　　文彬的日子，可就天天是11月11日了。

　　命运总是捉弄穷人，文青娘在文青出嫁三年后，得了绝症，不久撒手人寰。

　　第二年，文青的丈夫，在夏天去水库游泳时，沉入水底，捞上来时，已经断气。

　　婆家留下孙子，文青被送还娘家。文青无奈，因为她连自己怎么养活自己都不知道。

　　从此，姐弟俩只能靠年老的父亲种点小菜，卖钱度日。

　　他们家被民政部门定为低保户，每年年底都会领到些红包，棉被，食用油，大米等生活用品，可等新年一过，两间昏暗的小屋里，又常常揭不开锅。

　　母亲有时看不过，也送点吃的穿的给他们，可车水杯薪，救不了时长日久。

　　“这苦日子何时才是头。”那时，母亲总这样说他们。

　　后来我搬到城里住，便很少再见到他们姐弟俩。

　　前年，父母有一次来我家，闲聊中我们说起文青文彬。父亲说，现在可好多了，村里和民政部门，安排他们姐弟俩当环卫工，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每月除了低保工资，他们都还有一份固定的收入。父亲还说，他们家的几亩田地，也卖给了别人建厂房，他们用这笔钱，将老房子拆了重建，现在的两层小楼，虽不及别人的高楼好看，可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文青家的喜讯。

　　不久，听说文青又做了新娘，不过这回是男的入赘。

　　去年十月半，我们回老家过节。晚饭时，天色渐暗，上街卖菜的老父迟迟未归，我有些担心，老人家77岁了，常骑辆破三轮，如果出点事可怎么办？没想到过了一会儿，门口就传来文彬那含糊不清的声音：“你爸翻车了，脚骨打断了。”我一惊，连忙跑了出去，只见门口，老父蜷缩坐在文彬骑着的三轮环卫车上，双手捂着膝盖。老父说，多亏了碰到文彬，不然倒在半路上，还不知怎么回来。我扶着老父下车，帮他擦洗包扎，还好骨头无损，只是伤了皮肉，虽流血多些，并无大碍，真是谢天谢地。

　　当晚我执意留文彬一起吃饭，他却不肯入坐，只是包了一筒麦饼，要了一罐啤酒，便回到他的环卫车上。他把自己特意装在环卫车上的音响打开，乐声中仰起笑脸，嘴里咿咿呀呀地唱着，然后，一脚高一脚低地骑着车子，慢慢消失在夜幕中。

　　细雨霏霏，老街寂寥。我从饺子摊里走出，回首文青刚才扫地的地方，已经不见她的影子。也许，此时的她，正迎着风雨，骑着三轮车，走在回家的路上。但愿在她迷茫昏暗的前头，有一盏指路的心灯，让她忘了身后漫长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