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麦屿的新生代不会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当地曾有过自己的越剧团。而这些往事，我是从年已古稀的母亲口中得知的。

　　出生于渔民世家的江晋，在全国解放那年，已是12岁的少年了。当年父母有远见，让身为大儿子的他上了两年小学，因而认得了不少字，使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了诸多受益。

　　身为渔民后代，子承父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江晋自然也不例外。他在父母的安排下上船出海，清理船舱、挑拣鱼货，成为渔船上的勤劳小工。上岸后，他又帮着晒鱼网，拉板车，还负担起家中的挑水活。100来斤的担子压在肩上，他挑起来毫不费劲，引来人们啧啧称赞。

　　江晋性格开朗，喜交朋友。在“拜把子”流行的当年，进入青春期的他与十五个年纪不相上下的年轻人拜了把子，组成了当时响当当的“十六将”，大有一统年轻人群之趋势。有关他们的趣闻轶事，以及青春期无伤大雅的叛逆之举，至今仍被老辈人所津津乐道。

　　当时，大麦屿来了个靠琴卖艺的流浪艺人，或婉转缠绵、或悲凉萧瑟，或悠扬流畅的琴声，一下子触动了江晋心中最柔软的那根弦。或许，他潜在的艺术细胞就这样被激发了。于是，他攒钱为自己买了把二胡，从此开启他的文艺之路。每当琴声响起，他便认真临摹流浪艺人拉琴姿势，虚心讨教基础音的演奏指法，勤学苦练，乐此不疲。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除了庞大的兄弟群，后来和江晋玩到一起的，大多因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对文艺的热爱，对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

　　每逢小潮汛，在家休渔的日子里，江晋总是拎着他的二胡出门，在大麦屿“外旮”老码头边与伙伴们会合后，便开始吹拉弹唱，自娱自乐，引来人们的围观和喝彩。村里的老太太们直夸赞，这帮年轻人唱得可真是音正板实，字正腔圆呐。从此，他们在大麦屿的知名度迅速飙升。

　　为配合彼时的形势，大麦屿欲组建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毫无疑问地，爱好文艺的江晋和他的小伙伴们成为了主力队员。虽说没有工资待遇，但他们乐在其中。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越剧开始风靡全国，也渗透进大麦屿这个小小渔村。曾经的文艺宣传队完成了它的使命，顺势过渡为越剧团。

　　除了原先的文艺宣传队员，再加上从学校招募来的或帅气或俊美的男女学生，越剧行当中的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全部到位，并定好A、B、C角，聘请了戏剧老师，一场教戏、学戏的热潮在小渔村中轰轰烈烈地开展，为顺利演出做好一切准备。

　　而生性低调的江晋，出于对二胡的热爱，主动请缨转至幕后工作，被确定为越剧团主胡，成为戏曲乐队中的灵魂人物。

　　据母亲回忆，当时剧团排练了《孔雀东南风》、《白蛇传》、《梁三伯与祝英台》等五部越剧经典剧目。

　　演员与琴师，就像鱼和水。演员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琴师都要很快领悟。江晋与演员们一遍遍地排练着、磨合着，最终配合默契，人琴合一。此后，他们便在以前的陈屿区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巡演，足迹遍及坎门、普青、鲜叠等地。每村上演五场，时跨三天两夜。

　　当时，越剧团演员和工作人员惟一福利的便是演出所在村负责提供食宿。纯朴善良的人们会尽家中所有，把最好的食物奉上。汤年糕、炒米面、油煎糯米饼等在当时属上乘的点心美食，让这群风华正茂的“后生”和“媛闺”大饱了口福。而他们的回馈，就是将一台台经过精心编排的剧目，以最佳的表演状态呈献给村民。从此，剧团所到之处，赠送的锦旗接踵而至。而这些锦旗，会作为舞台背景悬挂在幕布上。演出完毕，则会移至大队办公室，展示越剧团获得的所有荣光。

　　从文艺宣传队到越剧团，这样的演出生涯持续了六年之久。

　　随着温州唱词、评书等外来曲艺的不断渗入，观众被逐渐瓜分了市场。更因为演员们均到了适婚年龄，越剧团在种种原因之下无奈解散。

　　追溯大麦屿民间艺术发展史，大麦屿越剧团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一笔。

　　婚后的江晋，仍延续着他那渔民和戏剧票友的双重身份。在他家的墙壁上，又增加了一把胡琴，从此京剧、越剧两不耽误。

　　劳作之余，江晋的业余爱好便是拉琴、拭琴、护琴。有时间便与戏迷朋友们聚会唱戏，经常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面。

　　居家时节，江晋会时不时地也会拉上一段。京胡二胡轮番上阵。演奏时，一段段美妙的京剧曲牌就从指缝间流转开来。兴之所至，他还会唱上一段。尤其是听了越剧《碧玉簪》中《谯桥打罢二更鼓》选段后，连他的爱人都说，平时的粗犷男声，唱起戏来竟然如此磁性有韵味。性情如江晋，唱起戏来也是入情三分。

　　进入中年后的江晋，从渔业生产队长到大队班子成员，再转战企业领导层。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令他好长一段时间懈怠了练琴，也鲜少见他有闲情再度发声唱戏。只在退休之后，他的艺术细胞才再度复苏。那悠扬顿挫的二胡独奏重又亮相舞台，成为大麦屿“七一”晚会中的保留节目。

　　如今，斯人已去。那渐行渐远的琴声，已随着岁月的年轮，消逝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