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经济好比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经济奠定发展的物质基础，文化提供发展的动力和价值导向，二者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可以说人文经济始终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涵盖着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人文历史、精神内涵等多重因素。人文经济的实施需要因地制宜、把握当地人文脉络与时代发展洪流，观察市场活动规律与经济发展动向这便是关键一步。

　　而华夏大地的人文历史瑰宝犹如璀璨星河，在浙江这片土地上也留下了丰富的人文精神财富以及商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浙商”精神可以说是浙江商业发展的文化与思想根基。丰厚的人文底蕴也是浙江这座城市直面各种挑战的最大底气。

　　浙商“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在“四千精神”的激励下，造就了一大批叱咤商海的风云人物。浙江也在这几十年来，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试问，在“浙商”精神中究竟能找到哪些人文经济密码？

　　一鸡毛也能飞上天

　　提到浙江的商业，不得不提到的一座城市，便是义乌。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前，义乌是浙江省内有名的贫困县，县城面积仅2.8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像样的马路，老百姓笑称“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因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很多农民吃不饱饭。

　　上了年纪的义乌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很久以前，义乌有这样一群人，在农闲时，他们摇着拨浪鼓，挑着装糖的货郎担,走街串巷，换取各家的鸡毛,然后再把换来的鸡毛当作农田的肥料，或制成商品卖给供销社。

　　“鸡毛换糖”，便是改革开放前义乌人从事商贸活动的经典写照。前几年的热播剧《鸡毛飞上天》的剧名也来自“鸡毛换糖”这一典故。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商品贸易在-些地方逐步解禁,手工制品、农产品等摆上了集市，然而长途贩卖、摆地摊做小生意则仍被当做投机倒把行为加以打击。而此时，一些义乌人开始不满足仅靠“鸡毛换糖”的方式解决生计问题，提心吊胆地做起了日用小商品的买卖。

　　1982年8月,义乌县委、县政府经过讨论后,毅然作出一个大胆的夫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就这样,简随的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了，整个义乌沸腾起来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迎面吹来。义乌市场紧接着迅速更新换代、升级转化。先是由路边市场、露天市场过渡到搭棚设架的棚架市场,然后走向室内市场,再发展为门店市场。

　　“鸡毛虽贱，可是它养活了我们祖祖辈辈。鸡毛虽轻，可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鸡毛换糖是指在那个物资匮缺的年代，小商小贩走南闯北走街串巷，以红糖换取居民家中的鸡毛等废品以获取微利。

　　“生意不嫌小，只要做得精。”义乌人自古就“不以小本营商为贱、为苦”，在他们眼中，生意不分轻重大小、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有钱赚就要努力。

　　“鸡毛换糖”所蕴含的毫厘必争、积少成多的理念，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善于变通、刻苦务实的品质，是激励一代代义乌人不忘吃苦、勇于创新的文脉源泉。

　　历经近40多年的发展，如今的义乌已经从一个浙江中部的贫困县，一跃而成中国改革的“模范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经典的区域成功样本。连续31年位列中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外贸进出口额突破3800亿元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服务全国217万家中小微企业，直接、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近1500万个。

　　二义与利的取舍印在浙江的文化脉络中

　　历史上,浙江工与商、义与利的现象普遍存在,工与商、义与利引起的问题较为明显。历朝历代，都有人提出工与商、义与利的关系论断，并且形成了相应的文化观念。

　　永嘉学派兴起于南宋，因其代表人物多出自温州，温州又古称永嘉，由此得名。永嘉学派虽然诞生自温州，影响力却是全国性的，在南宋时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

　　其代表人物叶适主张“以天和义”“义利并立”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他还提出了"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

　　宋代的浙江地区，在唐、五代基础上，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兴盛，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南宋的浙东地区，也属全国商贸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如陈亮的故乡婺州，所属各县手工业极为发达，金华县城、浦阳县纺织业繁盛，号称“衣被天下”；永康县的打铁业生意兴隆。叶适的家乡温州商业发达，“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叶适在诗中曾说当时的税吏“日招税钱三万亿”，虽然未必是实数，但足见商贸之盛况。

　　但从南宋晚期起便逐步走向衰落不振。

　　至晚清时期，为了振兴温州历史文化，以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东瓯三先生”,即陈虬、宋恕、陈黻宸等为代表的晚清诸子传承温州历史文化传统、借鉴中外思想资源，特意重振永嘉学派。至民国时期，复兴永嘉学派之事仍是温州学人的强烈诉求。

　　永嘉学派的复兴为何备受温州学人的重视？

　　后世回顾永嘉学派，最常提及的两句话，便是“农商并重”和“义利并举”。在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古代中国，永嘉学派显得如此不同。

　　事实上，永嘉学派务实，却不失理想主义，注重实效，更有家国担当。

　　永嘉学派中继者陈傅良说得好，“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物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叶适更是直言，“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永嘉学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重视史学研究，尤其重视实用，重视“事功”为特色，批评理学和心学，提出“道在物中”等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观点。

　　认识到商品经济对国家、社会的作用，主张发展商业，务实创新，成为今日“温州模式”的传统渊源与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创业精神的历史源头。

　　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浪潮当中，永嘉学派的事功精神成为了“东瓯三先生”提倡经世致用、提出变法主张的思想武器。

　　在近代中国不断遭受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华利权不断被外国攘夺的时代背景下，“东瓯三先生”的变法主张也体现出了鲜明的通商惠工精神，他们提出了发展商政、保护商人阶层、提升商人地位、发展民营企业和对外贸易、建立西方的企业制度、专利制度、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通商惠工主张。

　　因此，这是永嘉学派的有识之士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主动适应时势的变化以救亡图存的一番良苦用心。

　　三“文化浙商”是浙江人文经济的映射

　　浙商的概念，从微观角度来说诚然是那些对浙江商业文化进行传承的投资者与经营者。从宏观角度来说，浙商也可以指浙江的商业文化与商业模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自觉和自信不断提升的大环境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在保障我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出现文化繁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融互渗。

　　以杭州亚运会为例。2015年刚申亚成功的时候，杭州还只有三条地铁线，到现在，已经有整整12条地铁，总长度达516公里。地铁不断延升，杭州市民的生活愈发便捷，幸福指数也在持续上升。

　　从杭州亚运村行至奥体中心，钱塘江风景一览无余。目前，全球首条5G-Advanced万兆网络示范路线已在该区域实现落地，并为亚运量身打造出全系列裸眼3D应用。杭州市民在体验应用时表示：“用裸眼3D看足球比赛，让人身临其境，就感觉足球要从屏幕里飞出来！”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以“潮起亚细亚”为主题，分为“国风雅韵”“钱塘潮涌”“携手同行”三大篇章，将杭州五千多年文明史、千年宋韵文化与数字之城的特色融合展现。为外国友人展示出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以及当今中国强劲的科技实力与社会繁荣。

　　可以说这次亚运会无论是通过品牌推广、商业合作、旅游业的发展还是体育产业的推动等方面，亚运会的举办都将为杭州带来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亚运会也将为杭州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使之更好地适应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可以看到，浙江一直在摸索着独属于他的人文经济，不断探索无限的可能性。无论是“鸡毛换糖”的“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还是“利义并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亦或是如今的“亚运热潮”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浙江始终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干实事、作真章。

　　我们的目光从来不该放在“浙商”的人身上，而应该放在“浙商”的人文之上。

　　可以这样说,浙江的商人们在千百年的创业实践中，发展出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工商皆本、义利并重的务实作风；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以及灵活变通、美收并蓄的博大等文化基因,而这些先进品质，又逐步形成了浙江的商业模式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