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老人常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意思是人必须得有一技之长才行。

　　父亲没有所谓的“一技之长”，可又不同于其他什么都不会做的人。他什么都会做，砌墙，打桌子和椅子之类的简单家具，编竹篮和竹篓之类的竹器，种蔬菜种甘蔗等等。我们家常用的家具物什都是父亲自己做的，丝毫不比店里卖的差。谁家建房子要帮忙，父亲肯定是第一个被请过去。当然了，父亲不像正规的泥瓦匠那样收工钱，只是去帮忙而已。套用现在的话说，父亲是“非科班出身”，是业余的，没有从业资格。我们农村讲究师出有名，没经过“拜师学艺”到“出师”的过程，是不能被称为“手艺人”的。不仅要拜师，还要拜名师，那样出师后才能深得客户信赖，活儿才会源源不断。

　　村里绝大部分男人都有手艺，不是泥瓦匠就是木匠。农忙的时候在田里忙活，农闲的时候出去做工，不仅去本村邻村，还要去县城里。因此，在我们村里，有手艺的家庭要比没手艺单靠田亩收入的家庭富裕得多。我叔父早年没有考上他向往的师专，又不甘心在农村的几亩田里讨生活，就在家人的安排下，拜了一位有声望的师傅，学了木工，后来在城里买了房，定居在那里。据说，他在那个小城市的木工界挺有声望的，带了好些徒弟。

　　小时候，我和妹妹每次与别的孩子谈到我那位在城里工作的叔父时，心里总是泛着骄傲和羡慕的复杂情绪。每次吹嘘完城里的叔父之后，心里带着淡淡的失落。哎，要是在城里工作的是父亲就好了，那样，我和妹妹也会像堂妹那样穿着鲜艳的衣服和锃亮的小皮鞋，操着一口城市味十足的普通话，走在村里也是自信满满和傲气十足的。

　　有时候在嫉妒心的驱使下，我和妹妹跑去质问父亲：“爸爸，你当初为什么不学手艺？你不比叔叔笨呀，他每年回来，你们不是一起搭手做家具吗？”

　　父亲淡淡地笑着说：“当时没条件啊。”

　　我们又去问祖母：“奶奶，你当初为什么不让爸爸学手艺？只给叔叔学了？怎么这么偏心呢？”

　　祖母拉着哭腔长吁短叹：“哎——你们的父亲57年出生，58年大跃进，连吃的都没有，你父亲15岁就去大山里砍柴维持家人生计了，你爷爷死得又早，家里穷得要死，吃都吃不饱，哪有闲钱去学手艺？你叔叔出生时，家里境况稍微好些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祖母一边说一边掏出手帕擦眼角。祖母没去过叔父家，直到大前年过世，都是跟我父母在一起的。可能是父亲单独承担了赡养义务让祖母变得格外敏感，在我们家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说了什么让她感到委屈的话，她就会立刻掉眼泪。

　　为了供一家人生计，供我和妹妹上学，父亲削尖了脑袋想法子赚钱。因为没有正规的手艺，父亲尝试了很多种门路去赚钱，当然这些门路也仅限于在农村范围内。

　　大约在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置办了一套修鞋子的工具，手摇式补鞋机、胶水、矬子、尼龙线等。农事之余，父亲挑着补鞋机去各个村子转悠吆喝着补鞋。不知道是对游走着做生意的人的偏见还是什么，村里有人当面叫我“小破烂”。某些邻居跟父亲开玩笑时也把“破烂”一词挂在嘴边。对于这种看不出恶意也看不出善意的“破烂”一词，父亲一笑而过，从不当回事，而年幼的我却常为这个代号而感到受伤，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被轻慢了。

　　父亲的补鞋生意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是修鞋的人少，二是修一双鞋也赚不了多少钱，在外面奔走还耽误工夫。之后，父亲的补鞋机一直放在楼上的房间里，每逢下雨天，父亲在楼上一边哼着歌一边修补家人的鞋子、雨靴、雨伞、衣服的拉链等等。

　　父亲后来想到种甘蔗卖。那时，我们村里有人在菜园的角落里种上一小片甘蔗当孩子们的零食，大片种植甘蔗的几乎没有。我们皖南的甘蔗是绿皮甘蔗，最长不超过两米，主要用来食用，类似于水果。吃的时候，用刀刮掉外面一层薄皮，再斩成一节一节的嚼着吃。长大后去外地看到紫甘蔗都是直接把皮削掉，只剩下里面纤细的甘蔗芯，觉得怪可惜的。后来才明白紫甘蔗的皮不像绿皮甘蔗皮那么脆薄，根本无法刮皮。

　　父亲选中了我们家东面的院子田，把原本种水稻的半亩田改种甘蔗。在那时这是个比较冒险的举动，种甘蔗是一门技术活，只有种出又长又细节儿又稀的甘蔗才能卖个好价钱。甘蔗苗春天种下去，秋冬时节就完全成熟了。高大的甘蔗一根根交叉在一起，下半截被枯黄的叶子松松垮垮地包裹着，上半截的叶子已经脱落，露出竹子般的翠绿色，某些地方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黑釉，凑近一闻，一股淡淡的清香仿佛要把你带到某个遥远的清晨，这是我们这里的绿甘蔗独有的气味。

　　从夏季开始，我和妹妹就嚷着要掰甘蔗吃，母亲说必须等到下霜之后，因为下霜之后甘蔗才甜呢。我们等了很久，终于看到草木上沾着晶莹的白色粉末，欢天喜地去掰甘蔗。母亲在后面叮嘱：挑小的掰啊，大的要卖的。父亲种的甘蔗比别人家的高大，在入冬之前，卖一部分，剩下的埋进土里越冬。父亲就着甘蔗地挖了一个长方形地窖，把甘蔗埋进去，等待来年春天再卖。

　　春节过后，父亲挖开地窖，把甘蔗取出来。每天取两百根，把甘蔗梢和根子砍掉，放进自行车后面他自制的甘蔗篓子里，驮着去二十里开外的三里镇去卖，一直卖到春末。我不知道父亲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只见他每天回来很晚，满身的甘蔗皮屑，整个脸跟焦炭似的。妹妹用一句非常形象的话形容此时的父亲：“爸爸像从战场回来的一样。”

　　我们家通常是等父亲回家才开饭。见父亲回来，母亲把饭菜摆上桌。吃过饭之后，母亲把桌子收拾干净，父亲坐在方桌边对着灯光数钱，硬币叮当作响，一张张皱巴巴的纸票叠在一起。我和妹妹则趴在桌边看，父亲数完钱之后，伸出满是黑色裂纹的大手，递给我们一人一个硬币，然后跟母亲汇报数目，留下一些以备找零的钱在钱盒子里，其余的交给母亲收好。父亲既像对母亲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若是每天都这样的话，复合肥的钱，和两个孩子的学费是够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父亲不再种甘蔗了。父亲说院子田已经种了接近十年的甘蔗，土壤肥力不够了，甘蔗越来越小，也不太甜了。父亲又重操起他年轻时的行当：装黄鳝。父亲三十岁才结婚，在没结婚之前，他以捉鱼网虾打黄鳝为副业。捉鱼网虾一般都会在深夜，父亲说深夜虾子聚集在一起，先下药，然后再网；黄鳝呢，傍晚时把黄鳝笼子(竹子编成的直筒形底端稍宽口部稍窄的工具，口部用木塞塞住)放进水稻田或者沟里，夜间会有黄鳝钻进去，第二天清早把竹笼子拿起来，把黄鳝倒出来。可能是技术原因，每天捕捉到的鱼虾黄鳝很少，加之这类东西价格便宜，也卖不到几个钱，父亲结婚之后就不再干这行了。

　　待我上高中时，突然间流行起吃野生鱼虾来，清水鱼虾和黄鳝成为城里人喜悦的东西，价格也悄然上涨。父亲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了另类的黄鳝笼子，跟以往的直筒形不一样，是呈阿拉伯数字“7”字形。父亲改进了一下，别人还是用竹篾编的，父亲收集了空的塑料农药瓶子，用以前的补鞋机把几个农药瓶钉在一起，变成了“7”字形塑料笼子，然后按上倒须，再竖着钻两个小孔，把穿上蚯蚓的竹篾别在笼子里面。这也算是父亲的一个不小的发明吧，果然能装到不少黄鳝。

　　父亲做了一百多个这样的黄鳝笼子，夏季和秋季每天下午三点半开始挖蚯蚓，然后穿蚯蚓，再骑着电瓶车去很远的地方放笼子。第二天清早四点钟起床去收笼子，至于一百多个笼子具体摆放在哪些位置全凭父亲的记忆。

　　六七点钟左右，父亲把笼子收回来，拿出一个塑料桶，打开黄鳝笼子的口，把黄鳝倒出来。黄鳝蜷曲的身体砸到硬邦邦的桶底，立刻恢复活力，弹跳起来，仰着头想往上爬。有时候，小水蛇也钻进笼子里，父亲往外倒，它不肯出来，父亲拽着水蛇的尾巴往外猛地一拖，用力一扔，小水蛇在天上划一条弧线，然后落到门前的草丛里。父亲这时带着欢快的调子说：“嘿！小水蛇也跑到我笼子里！做什么呀？”父亲这话总能让我和妹妹乐上半天。

　　卖黄鳝的收入比水稻田的收入高多了。父亲靠着装黄鳝供我和妹妹上完高中，再供我上完大学。有时候父亲调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装黄鳝也算是一门手艺吧？”

　　说是这么说，其实父亲对自己没有手艺一事还是有些介怀的。他常对我们说：“将来你们自己得有个一技之长。挑选丈夫时，也别光盯着他家里有没有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小伙子本身上不上进，有没有一技之长，至少不要让日子过得太紧巴啊。”

　　后来妹妹高考没有考上本科，又坚决不复读，父亲无奈，把妹妹送到一个电脑培训学校去了。那天我陪着父亲和妹妹去县城的培训学校，父亲把学费七千元钱的现金一次性地交给培训学校的校长，并且拜托他对妹妹照顾些。那是二零零八年，七千块钱也不算少。在回来的路上，父亲对我说：“小妹不愿意复读，但是我不能就这样让她放弃，她高中毕业出去能做什么呢？得让她学个一技之长，将来出去也好养活自己。”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妹妹也相继结婚了。

　　父亲对我们的丈夫都挺满意，妹夫是做数控机床的，我先生是程序员，父亲说：“虽然我不懂你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听你们描述，我差不多知道，这是手艺啊。”

　　父亲的话把妹夫和我先生乐得咯咯笑，连忙回应：“是的，是的，是手艺呢。”

　　“手艺”一词是父亲对现代职业和生存的朴素理解。虽然，在现代职场中我们几乎不用“手艺”这个词，更多的是使用“技能”一词。“手艺”也好，“技能”也罢，都关乎着生存，父亲的观念也没有过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