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时序更迭，清廉之风当随新岁而弥新。在中华文明的浩荡长河中，法家思想以其崇法务实、重制尚公的精神，为历代廉政实践注入深沉智慧。发轫于春秋战国，成熟于大秦一统，法家学说在历史变迁中始终闪烁着制度理性与勤廉自律的光芒。千载之下，“法不阿贵”的公正追求、“去私存公”的廉洁操守、“刑无等级”的治理信念，依然为当代廉政建设提供着源头活水。

　　从治国理政的维度看，法家思想是中华政治文化的重要一脉，与“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指出要“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营养”。法家主张“奉法者强则国强”，其将制度约束与吏治清明相结合的智慧，早已融入民族精神的肌理。它不仅曾是朝堂治国之策，刻印着古代中国的治理图景，更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持续焕发着“法立令行”的当代价值。

　　一、“法不阿贵”：以“一断于法”树廉洁准绳，惟公惟正立政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之言，道出了法家对公正执法的坚定追求。法家认为，法律的权威在于其平等性，《商君书》所言：“法平则吏无奸”，唯有制度公正、执法严明，权力才不敢妄为，官吏方能“清廉如水，明澈如镜”。商鞅徙木立信，彰显的正是“法必明、令必行”的廉政逻辑。当今推进廉政建设，尤须恪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使廉洁成为制度运转的自然结果。

　　二、“去私存公”：以“修身洁行”守廉洁本色，清风两袖养正气。“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法家在强调制度约束的同时，亦重视官吏的自我约束。荀子提出“公义胜私欲”，商鞅主张“公私分明”，皆将去私心、崇公义视为为官之本。历史上，李悝作《法经》以防盗贼、惩贪贿；西门豹治邺，“清克洁悫”，以身示范拒贿绝贪。这些实践表明，廉政既靠严密的“法网”，也靠自觉的“心防”。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须将外在制度约束与内在道德修养相结合，通过警示教育、家风培育等方式，引导公职人员“见利思义、见廉思齐”。唯有在公私之间筑起清晰界限，方能使廉洁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涵养“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政德风尚。

　　三、“刑无等级”：以“制度为纲”固廉洁根基，善治之本在法度。“治国使众莫如法。”法家尤其注重制度在廉政中的作用，主张“明法审令”“循名责实”。从秦律中的“为吏之道”强调“廉洁敦悫”，到汉代“监御史”之设以察不法，古代廉政制度建设的脉络中始终流动着法家的理性精神。这种“寄治乱于法术”的思维，与当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理念遥相呼应。深化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制度先行、监督并举，完善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近年来，从监察体制改革到廉政准则细化，正是法家“法修术明”思想的现代演进。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方能从根本上净化政治生态，绘就“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画卷。

　　从“法与时移”的变革精神，到“以法为教”的治理智慧，法家思想为廉政文化注入了鲜明的制度底色与实践品格。以法治思维培塑勤廉风尚，以制度力量护航清风正气，最终凝聚成新时代干事创业、清正有为的磅礴力量。